亚洲崛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轨迹-2
亚洲发展崛起的一个关键特征是该地区国家之间日益紧密的经济融合。区域内贸易的作用已在本节前面提到。卡沃利(Cavoli)研究了东亚地区实体经济和金融一体化的其他指标。他发现，在许多方面，最初的东盟国家（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泰国和菲律宾）彼此以及与中国、日本和韩国的融合程度相对较高。关于商业周期同步和相对购买力平价等因素，可以观察到真正的一体化。金融一体化可以通过利率平价和资产价格相关性来衡量。在大多数或所有这些衡量指标中，较小的、欠发达的东盟国家（包括越南）的一体化程度要低得多。
但是，较小的东盟国家之间比较大的邻国之间的融合程度更高。有趣的是，东盟五个大国的在金融一体化方面更加发达，而中国、日本和韩国这三大经济体的实体经济联系更加紧密。根据这一分析，在亚洲内部似乎出现了三个大范围的集群或次区域集群：三个大型的北部经济体（中日韩）；中型的东盟创始国；以及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和文莱等较小的东盟成员国。南亚将形成仅与整个亚洲地区部分整合的第四个次区域。但是，贯穿各领域的非经济因素也进一步区分了区域和次区域，造成了必须由政府应对的紧张局势。因此，这些国家必须通过相互之间以及通过西方国家的干预，在政治上处理数百年来积累的历史、文化和领土冲突的问题。同样，超越经济国家利益的紧张关系仍然困扰着日本与韩国。由于中国在东北亚地区的地缘政治主导地位日益增强，新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在大多数东亚国家，区域内贸易的价值链已从初级向中、高级技术产品产业链上移。但是，近来，中国（以及越南在较小程度上）对亚洲区域内采购的依赖程度有所降低，这反映出经济多元化背景下的向后联系和一体化的强劲增长。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在日本和韩国的电子产品等领域采购先进的组件和生产设备，并依靠国内渠道来源获得其他生产要素投入。随着生产网络更加严格地关注国内供应链，中国在服装和鞋类生产和出口中的主导地位也越来越不依赖于亚洲其他供应商。这种趋势可能会对中国的其他贸易伙伴产生负面影响。中国的FDI也在多样化，目的是确保非洲国家和澳大利亚的自然资源和粮食安全；印度跨国公司也朝着相似的方向发展。
了解中国经济成功的关键是其国内经济的空间结构，尤其是截然不同的区域经济的出现。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这不仅是通过市场过程“自然”出现的。尽管集聚经济的规模和范围效应很明显的出现了，但这是政府制定的政策导向的结果，既在意料之中又在意料之外。东部沿海地带从19世纪开始传统上便对世界更加开放，从北部的北京和天津，到南部的上海和香港，这些城市带集聚了制造业、金融业和政府活动，是这个国家成功的主要动力。这些城市走廊被称为“超大城市”或“大都市区”，包括京津冀地区的北京-天津-唐山-秦皇岛；长三角的上海-南京-苏州-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无锡；珠三角的广州-深圳-香港-澳门-珠海。它们吸引了来自农村地区的工人和FDI。
天津、上海和香港的港口将中国推向世界。深圳现在是世界领先的金融中心之一。上海已经成为全球指挥与控制城市之一，与纽约、伦敦和东京一起成为在日益无国界的世界范围内引导资金和信息流动的枢纽。香港保持着作为内地金融和商业中心清算交换所的传统角色。北京继续保持其作为中央政府所在地的地位，竭力管理一个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和转变并显示出行政压力迹象的国家，这是中国在面临越来越多的不平衡发展的情况下的一个“未充分发展”的案例。除了超大城市之外，中国的人口正在“中型城市”中迅速城市化，而这些城市正日益被纳入前者的轨道。中型城市充当了农村地区和大型城市中心之间的“桥梁”。
亚洲主要城市和经济体发生巨大变化的背后是什么力量引发了激烈争论。正统经济学指出了开放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比较优势和“自由贸易”的作用。非正统经济研究专注于动态效率、技术创新、收益递增、路径依赖、进口替代政策和竞争优势。毫不奇怪，“晚期工业化国家”一直在追求可以创造有利于经济“起飞”和“追赶”的政策和制度环境条件。如前所述，除了市场无形的手，政府的有形之手推动了亚洲四小龙、中国、印度以及大多数亚洲小国的经济增长。
以亚洲为例，纳亚尔(Nayyar)认为: “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作为推进者还是领导者，政府在发展贸易和产业政策，设计制度和进行战略干预方面的作用都是至关重要的”。成功的干预措施包括进口替代政策和金融机构的“指导”性贷款，到促进和便利出口的政策。亚洲地区成功经济体的增长和转型不是由教科书关注静态经济中的分配效率，而是由在日益一体化的全球经济中有利于模仿和创新的体制和实践的构建所驱动。
强大的、经常是专制的政府和强大的地方精英，动员了国家、种族或宗教联盟，以推动经济发展计划。在中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等管理型市场经济国家中，启动了大量的国内和国际资本，为支持快速发展所必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